“最后的乌托邦”的消亡

                        ——《制度经济学》读后感

从2004年在河南郑州的中原图书城买回这本柯武刚、史曼飞的《制度经济学》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都在忙于一些如今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而使这本书束之高阁。终于在前不久的十一长假期间，在我书柜的最上一层翻到了这本书。今天是2007年10月23日，历时16天，我终于仔细研读完了这本厚达近650页的经济学专著。

合起书本，两位作者对制度经济学的精妙、系统的阐述还是让我记忆犹新。这些日子里每每翻看都使我无暇他顾，以至于同学盛情邀我一同详解一道需要复杂微积分知识的企业生产边界问题都被我婉言回绝。因为我发现，当我再次拿起那样的题目时，丝毫没有兴趣仔细研究题设条件，解这些看似高深的题目无非也就算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完全无益于对经济学终极目标的实现。如果学习经济学单纯地就是机械性地解这些层出不穷、变幻无限但又解题思路相通的题目话，那倒不如去专心研究运筹学来得更为具有实用性。

制度的重要性在于能够确保人类的发展是趋向于经济学研究的理想化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正是与“科学发展观”的经略要义有着不谋而合的一致。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依靠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实现。这个过程中间当然既有外在制度的变迁，也有内在制度的变迁。从社会形态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所经历的变化过程正是外在制度变迁的历程缩影；而从最初的群居射猎生活方式到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组织形式再到如今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国际间贸易，人类社会的内在制度也进行着一次次的进化与蜕变。很难想像没有制度变迁，哪里会有如今南非的上流社会以各自坐驾的血统来一争高下；哪里会有中东沙特的富豪在沙漠中也能使用基于无线宽带技术支持的苹果电脑随时关注纳斯达克指数的变动。

制度的变迁可以改变一个濒临破产结算的企业重新绽放生机，也能使得一个国家从没落走向繁荣。正如上个世纪发生的第三世界阵营的崛起以及持续不久便导致的瓦解与分崩离析，与其说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上演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击战倒不如说是研究“制度变迁与一国命运”的一个大型的社会科学试验。面对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日益繁荣的发展趋势以及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制度变迁的一些失调，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一些杰出的哲学经济学家开始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越发地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的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对立，于是创立了新的不同于早期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学说，并组织了共产党组织决定以工人阶级的武装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构架并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国家体系。之后，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武力推翻了俄国沙皇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因共产党所标榜的是一种不存在剥削的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苏联则废除了资本主义的产权私有、市场化经济模式，开始在列宁的倡导和设想下开始建立中央计划调节代替市场调节，产权公有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这样，暴力促使苏联实现了外在、内在制度的彻底变革。

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发展历程也类似于苏联模式。但是，苏联因其实行的制度的缺陷与不合理，终于于1991年再次诱发了自动的制度变迁，结果是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而回顾中国几十年的发展，繁荣与活力让众多经济学家感到不解和以外。这一切都归功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这种改革就是人为的，执政党所倡导的从计划到市场的制度的变迁。很难想像1970年之前的中国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发型、服装及工作，而之后却可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里，中国政府承认了公民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甚至起诉政府侵犯私权的权利。这样的变革都极为有效的激励了市场活力与经济繁荣。

当然，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显然已经否定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私营经济的活力与在国民经济中与日俱增的比重都反映了这一不争的事实。《物权法》的出台更使中国人民相信私有财产现在已经明确被国家认可和保护。市场经济有着比计划经济优越的多的效率，更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与民主。但是，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宣称着公有与消灭剥削，这样的改革虽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又会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政党哲学相违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黑猫白猫论”等创造性理论巧妙地化解了足以撼动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尴尬状况，实现了又一次的制度变迁。

如果说迄今为止的制度转型经验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简单的而具有普适性的制度、秩序和协调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有些国家以民族主义经济统制的、无所不在的指令性干预和专断的人治代替极权社会主义的、无所不在的指令性干预，但它们或者未能扭转经济和社会的衰败，或者在经济条件的改善上一无所获。另一些国家则专注于若干一般规则，努力为个人在一个简单、确定的制度框架内发挥主动性创造条件，并依赖受规则约束的行为，这些国家看上去都度过了转型危机。在中央计划和社会主义结束后他们走上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制度转型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人民的生存完全取决于劳动分工和知识利用，而这又取决于恰当的制度。

最后的乌托邦最终会在制度变迁的洪流中灰飞烟灭，而只有最为合适的制度才能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制度的深澳可能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强权的组织或政党，而它的变迁道路也终将不可能被任何强势的组织或政党所羁绊。

以下，我将摘出部分书中的精华语句，供大家一同欣赏：

1、             在传统的教科书中，常常作出这样一种假设：“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而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这种方法使得经济学变成一种单纯的运算操作。

2、           一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常常会影响他人的同样追求。自由必需明确自己与他人自由的界限······没有这样的约束，自由权就变成了放纵权。

3、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将个人追求描述为大量社会邪恶之源，并将复杂的历史演化简单化，说它是伟大社会发展中预定的历史模式的展现。

4、           共产主义――一种没有稀缺性的地上天国。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必须将个人组成集体以积极地追求社会目标······为避免冲突，集体有权统帅个人欲望并将其各种总目标强加于个人。

5、           历史决定主意地基础是这样一种社会观：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该系统的发展遵循可预期的模式，它有可能通向一个理想的终极状态······一个例子就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以卡尔玻泊为代表的历史非决定主义则认为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演化在本质上依赖于人类知识的发现，依赖于一个本质上不可预测、无止境的过程。

6、           在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之中，资本主义的激励和信息内容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规章和有影响力的政治经营者的专断。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都证明：竞争性市场的信息机制以缔约自由和私人产权激励机制为基础，废除这样的信息机制不可能不遭受巨大的动态效率损失。在社会主义系统中，根本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也不可能对承担风险给予适当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