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两个世纪前，当大卫李嘉图继承了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衣钵，继续走正统经济学之路并使之成为正统主流后，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他追随亚当斯密到天堂后，他的弟子居然难以再将政治经济学扶为正统。经济学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难以为我们忽略的人物。是他的出现使得从亚当斯密时期就居于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失去正统地位。这个人就是萨伊。萨伊所倡导并建立的学派对当时正统的李嘉图学派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终于，在李嘉图百年后，他的弟子门再也没办法应对萨伊学派强大的攻势而走向了没落。
    于是，萨伊学派走向鼎盛，“三位一体”的理论成为主流。萨伊本人也被经济史学家定义为：使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先驱。
    那么究竟萨伊学派如何攻到李嘉图学派的软肋，使其最终土崩瓦解的？想到这里，我只能承认，萨伊确实找到了李嘉图学派的软肋，这个软肋似乎到现在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了替我心中那神圣的李嘉图学派正名，我试图用四年的时间去琢磨其中奥妙，可到现在，我还是毫无进展。
    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讲慢慢讲来。
    众所周知，李嘉图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基石就是由亚当斯密所创的“劳动价值论”。什么是劳动价值论？简言之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具体而言就是说这个社会，只有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而物的价值正是因为其生产过程中凝结了无差别人类劳动。任何商品都有实用价值和价值。实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上的一般无差别人类劳动。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可以没有价值，而有价值的东西肯定有实用价值。实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根据这个问题，萨伊学派巧妙地找到了李嘉图学派的软肋。
    他问道：尊敬的先生们，我想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英国的上流社会以饮酒 藏酒为荣。一个市场常识是当我们光顾一家红酒店，店家所卖的陈酿50年的葡萄酒肯定会比新近酿制的贵出许多倍。那么我们已经故去的尊敬的大卫李嘉图先生就很难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制作工序相同，耗费人类劳动相同的两桶红葡萄酒多多存放了若干十年，就可以增值如此之多呢？
    万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使的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一个世纪的学派瞬间崩塌。
    李嘉图的弟子们彻夜未眠，终于也无从回答。最后的论战结束，成败也定了出来。
    争论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新陈葡萄酒之争”，我想不应该再这么无休止地出现在经济思想史的一个又一个新版本之中。它终将画上一个句号，成为后人学习中一个前因后果丝毫不差的思考的新范式，而不应该永无止境地被人冠以“劳动价值论无法自圆其说的笑柄”的头衔。

我自从发现了这样一个似乎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命题后，便无时无刻不再进行剖析和思考，为什么会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合理解释的理论路径呢？从大概三年前，我就试图在进行各种目的在于使劳动价值论摆脱这种深陷百年而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的新尝试。但是，所有的有效尝试都必须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使用已有的论断来解释这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很遗憾的是，我在本科阶段并没有找到有效且合理的解释来将身陷囹圄、似乎即将被正统经济学边缘化的劳动价值论拉回到原本的地位。

研究生生活的惬意可能就在于我有了足够的闲暇进行各种本科时期无力实现的理想付诸努力。比如，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各种以前根本无暇光顾的经济学书籍。虽然是刚刚开始，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仔细阅读，就好比你正穿越时空和哪一位经济学大家开始了心的交流，而正是这种感觉似乎使我眼前一亮，发现了一些我正苦苦以求的秘密。

让我们回到两百年前的经济学起源的英国，回到经济学的这个命题。“尊敬的先生们，我想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英国的上流社会以饮酒 藏酒为荣。一个市场常识是当我们光顾一家红酒店，店家所卖的陈酿50年的葡萄酒肯定会比新近酿制的贵出许多倍。那么我们已经故去的尊敬的大卫李嘉图先生就很难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制作工序相同，耗费人类劳动相同的两桶红葡萄酒多多存放了若干十年，就可以增值如此之多呢？”对于这一个似乎类似悖论一样的命题，我们乍一看还是觉得它是难么地合理和难以驳斥。但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来实现这看似无法实现的工作设想(Mission Impossible)。

首先，我们来对新陈葡萄酒进行一下仔细的分析：新葡萄酒正是新近酿制，并未长期放置进行发酵的葡萄酒；陈葡萄酒则是一段时间以前酿制的，并由生产者进行长时间的贮藏和存放，并经过了长时间的发酵后所形成的葡萄酒。那么，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一个问题：基于当时社会普遍的认同，我们可暂且称之为一种“普世价值”，陈葡萄酒的味道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发酵，要比新葡萄酒的味道来的更为香醇可口。于是，人们会竞相出高价钱来购买放置时间更长的陈葡萄酒。这时，就发生了一种奇异的经济学现象：那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格发生了明显的背离。这种背离表现在，即使陈葡萄酒比新葡萄酒包含生产者更多的诸如贮藏、保护的工序而使得其价值要稍高于新葡萄酒，但是人们却在那样一个历史时代的普世价值的驱动下，原意花费更多的货币去消费这种价值并不与价格相统一的商品。

如果以上的解释没有给各位读者以清晰的概念，那么我将进行更为直白的解释：在我看来，陈葡萄酒的价格实实在在高于新葡萄酒的价格就在于，当新葡萄酒价格与价值相等的情况下，人们受到当时普世价值的诱导而过高地估计了陈葡萄酒的价值，使得陈葡萄酒的价格与价值发生了明显的背离，价格高估了价值。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价格是指市场价格，而价值则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因此，并不是什么放置时间长的葡萄酒可以自身实现价值的增殖，而正是人们对其效用的评价（酒越陈越香）伴随普世价值（酒越陈越香）的正方向而变化。我们不能说因此，那些不惜重金购买陈葡萄酒的消费者受到损失，而这些多支出的费用可能正是其为了追求这种普世价值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讲，他们同时生产新、陈葡萄酒时，并不是因为销售陈葡萄酒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而这个利润可能正是激励生产者供应这种需要长时间放置的商品的动力。（很明显，如果新、陈葡萄酒在市场上价值与价格都没有发生背离，那么生产者就没有必要去特意地对新葡萄酒进行窖藏，因为这样得不到什么更多的好处。）

我们也可以进行这样一种设想：在社会中没有“酒越陈越香”这种普世价值时，葡萄酒生产者因为某种非主观因素而生产出了陈葡萄酒（比如，他偶然发现了他的祖辈在很久以前酿制的葡萄酒，并拿出与其新近酿制的葡萄酒一同销售），那么，消费者一定会出相同于甚至低于新葡萄酒的价格进行购买。（因为，消费者不晓得陈酒的味道到底如何，购买是具有风险的）。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陈葡萄酒更香醇可口时，这样一种“酒越陈越香”的普世价值才逐渐形成，人们才会原意出更高的价格进行购买。但是，我们进行另一种假设：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某一天，医学界宣布说陈葡萄酒可能会增加食用者患癌症的风险时，我们可以显然预见：“酒越陈越香”这一普世价值将不再盛行，取而代之的普世价值可能会变成“陈酒对身体有害”。据此，人们也就将不会再原意消费陈酒，更不愿意花大价钱消费陈酒。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者不再生产陈酒，只生产新酒，而市场上新酒的价值与价格相一致，没有特殊的利润、也没有特殊的成本。

同样的类似悖论的问题一定会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比如古董市场。而我们可以将其统统归纳为普世价值的诱导以及商品价值与价格发生的程度令人难以想像的背离。仅此而已。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对于这种“普世价值”的解释。

说到金钱荣誉准则与明显浪费定律。我们可以借用凡勃伦的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来论证我以前所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红酒之争”的讨论。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将社会对陈葡萄酒的追捧定义为社会上一种“普世价值”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借用凡勃伦的理论来进一步讨论这种对红酒的“普世价值”：为什么全社会都认为陈年的红酒要比新酿制的红酒更受欢迎，而因此大家都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呢？我们当然可以借用“金钱荣誉准则”来进一步阐释这个问题。

在凡勃伦看来，有闲阶级（穷人阶层是不会太在意自己餐桌上的红酒是不是陈酿的）对陈酒的这种不惜重金的追捧应该也是处于这样一种心理：我的酒柜里存放的红酒越陈年，越有名气则代表我在整个有闲阶级中的荣誉性越高，地位则越高。因此，越是陈酿的红酒则越是在整个有闲阶级中备受追捧，而其价格也因为一个阶级的追逐所变得出乎意料地高昂。我们在这里撇开了关于经济学中纯粹的价格、价值的讨论，而单纯地从有闲阶级对陈酿红酒的消费动机中来发现这个对红酒的“普世价值”，从而解释为什么陈年红酒可以比新酿红酒卖出高出许多倍的价格。

同样的理论可以解释所有那些价钱近乎天文数字而劳动性基本不存在的商品的现实情况。一个非常显然的例子就是古董与艺术品。显然，这些价格昂贵的物品不属于劳动阶层消费的范畴，而有闲阶级则会以消费这类商品来现实其完全的有闲、富足与荣耀。我们显然看不错一件凡高的油画到底有多么高的艺术价值，我想除了那些艺术家，众多的有闲阶级也不会懂得多少对这类艺术品的欣赏。但是，事实却是，众多的有闲者会以自己的庄园里悬挂了多少幅凡高或是毕加索的油画而争相攀比，他们的这种外人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举动正是在验证一个真理，那就是凡勃伦的“金钱荣誉消费准则”。即使这些整天站在近乎物价的油画前，品着百年陈酿的红酒故作欣赏的有闲阶级也未尝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了多少的艺术感染与精神享受，但是他们必心知肚明的是他们此时在整个有闲阶层中获得了多少崇拜或者妒忌的荣誉感和对虚荣的恰当的满足。

以上的一些论断，可能只是一种解释，或许也有些牵强。但令人欣慰的是，我还是找到了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答案。可能这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喋喋不休的争论还将在经济思想史中继续下去，但这毕竟是两个学派的一场荣誉之争。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判断谁是谁非。我们要做的可能只是在瞻仰前人风采的同时，寻求人类科学的终极真理。

但愿我们尊敬的斯密先生、李嘉图先生在天之灵可以安息。因为，不休的学派争论可能使得这些派系达到主流轮替的动态均衡，但人类的发展终将回归真理。

谨以此文，对已经逝去的我未曾某面的老师们表示一种默默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