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经济研究社 邹啸鸣

图：禄劝苗寨芹菜塘的粮食加工房内，村民在开会。每一年，这些曾不懂“公话”(汉话)、不会记账的村民，都要聚集在这个小屋里开10次会，讨论贷款的各种使用问题

贫困线标准提高，更要讲扶贫的逻辑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国务院扶贫办正草拟扶贫标准调整办法，该办法拟将贫困线标准从1067元提高到1300元，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将首次达到日收入1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衡量标准开始正式跟世界接轨。

      据悉，此次调整将把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贫困线“合二为一”，统一称为贫困线。新的贫困线将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收入，还将考虑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能力。这说明政府即将出台的扶贫政策体现了“标准提高，覆盖放宽”的特点。可见，贫困标准的提高，给扶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求公共管理者更深刻地理解扶贫的性质。这勾起了我记忆中的两个扶贫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以某省为试点，探索一条政府扶贫的新路子。作为试点地区的，是该省一个著名革命老区。执行贷款扶贫任务的机构，则是当时人民银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

      工作人员在当地寻找了一个“抗美援朝扛过枪”的“各方面都符合条件的家庭”为扶贫对象。第一笔1万元扶贫贷款的项目被确定为养鸭子。当时这1万元用于养鸭子，既可以盖一排略显“豪华”的鸭舍，还可以买巨量的鸭苗。这些鸭苗经过几个星期的培养，都显得生机勃勃。领导现场考察，非常满意，于是当地报纸和电视进行宣传的口号就是：扶贫扶出了“万元户”。地方政府与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经过讨论，决定“加大扶贫力度”，给该老乡追加贷款1万元。

    第二笔1万元贷款就被用于烧砖窑。但是该老乡根本不懂这项技术。人民银行从邻省聘请了一名烧窑工过来帮助发展。此时的这位老乡，已经跟几个月前判若两人。各级领导的参观考察、媒体的经常采访都强化了他“上面有人”的心态。烧窑工要的工资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觉得烧窑工是在敲诈，结果将别人一赶了之。到后来中央电视台闻讯来采访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大规模养鸭子实际上属于“农业工业化”，所要求的知识他根本不具备，生机勃勃的鸭苗大多没有长大。砖窑也晾在那里成了半拉子工程。而他这个“万元户”则一下子成了“万元债务户”。他的腰比以前更弯了。

    另一个故事则来自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的贷款扶贫实验。笔者曾经到山西实地考察这个案例。这里贷款年利率是10%，虽高于同期银行贷款，但是农民却基本无缘低利率的银行贷款。奇怪的地方在于这种民间贷款的回收率达到90%以上，农民回答为什么会努力还款的时候，讲得最普遍却也最深刻的话就是：这是茅老帮我们从私人那里借来的钱，不还没有天理。

    我认为值得区分的是两种扶贫贷款所秉持的逻辑差异。前者的贷款对象和执行机构都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没有敏感度，实际上选择对象的标准属于福利发放的标准。而茅老注重的是培养农户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当农户们具备了将所控制的资源用于生产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的能力，他们就不会在乎高于银行利率水平的还款压力。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整个国家逐渐脱离贫困的过程。这种效果的取得，不是得益于世界银行的贷款或其他国家的支援，而是得益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所掌握的越来越高的适应市场、运用资源的能力和效率。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贫穷落后的原因往往不是资源的贫乏，而是利用资源的能力的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