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离婚

按照儒家传统教义，夫妇结婚，应该是“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但实际上这很难做到，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夫妻关系总有维持不下去的时候，离婚有时候也是不得己的选择，何况对丈夫来说，离婚可以重新评估其内在价值，看到底增值多少；对妇女而言，有时也是一种解脱，因而，离婚总是难免的，谈不上什么难舍难分。

一、离婚的主要方式

中国古代法律关于婚姻解除的方式有七出、义绝和协离三种。

（一）“七出”休妻

按照《大戴礼·本命》中有关规定，妻子有以下七种过失丈夫有权休妻：一是不孝顺父母；二是不能生育，三是淫，四是妒，五是有恶疾，六是多口多舌，七是窃盗，这就是所谓的“七出”。

1、不顺父母。《大戴礼记·本命》载：“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女子嫁给丈夫为妻以后，她不单单以妻子的身份出现在夫家，同时也要以媳妇的身份出现。她所侍奉的对象主要不是丈夫，而是公婆，以及夫家其它成员。孟子说“娶妻为养”，也就是男子娶媳妇，首先不是为的自己方便，而是用来事奉自己的父母。如果儿媳妇不孝顺公婆，自然是对这一基础的破坏，因而就不为夫家所容。比如，西汉人鲍永，对后母非常孝顺。她的妻子就因为当着后母的面叱狗，结果被鲍永休掉！[1]

与此相反，如果媳妇孝顺公婆，即使为此得罪了丈夫，法律也会维持媳妇的权利。白居易曾经判过这样一件出妻案：有个农夫下地干活，妻子在送饭的途中，刚好碰见了公公。公公这时也饿了，不由分说将媳妇带的饭吃了。丈夫在田间左等右等不来，饿得心慌，一怒之下，就要休妻。妻子不服，两人打起官司来。白居易的判决书是这样解释的：从夫妻的角度来看，妻子应顺从丈夫。妻子让丈夫挨饿肯定不对，丈夫休妻也有他的道理。但从翁媳的角度看，媳妇让公公先吃也不错。天大地大，老子最大。在丈夫与公公之间，如果作一个选择，只能公公优先，丈夫靠边。据此看来，媳妇做的没错。丈夫休妻，于理未通。驳回上诉，维持原配。[2]对妻子而言，公婆比丈夫更重要。得罪丈夫尚有挽回余地，得罪公婆只有死路一条。

2、无子。《大戴礼记·本命》载：“无子，为其绝世也。” 婚姻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没有生男孩就等于没完成应尽的义务，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所以孟子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传宗接代，只好不客气，休妻没商量。

曹植有一首《弃妇》诗，其中写道：“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意思是说，不生男孩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呆不长；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明月一样，长存天际，也就是能夫家站定脚跟。曹植这首诗，实有所指。据说有一位叫王宋的姑娘，是平虏将军刘勋的妻子。结婚20多年以后，刘勋变心了，爱上了一个司马家的姑娘。山阳司马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人家肯定不愿给他做妾。为了与司马家结亲，刘勋竟以王宋不能生子为由，将王大娘休掉了。

由于无子性质严重，即使媳妇出身高贵，相貌、品德出众，只要无子，也难免被休的命运。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据说她“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莸蛴，齿如瓠犀。”又说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3]一举一动能把人迷死。可就这样一位大美女，后来也给休掉了，原因就是她没生男孩。相反，如果媳妇有子，即使丈夫不喜欢，由于考虑到儿子的感受，也能稳固在家中的地位。司马炎与妻子张氏关系本来不错。后来司马炎娶了小妾，就开始对张氏疏远了。司马炎得病，张氏去照顾他，却被他斥骂。张氏又惭又怒，于是绝食。张氏的儿子们不干了，也都绝食了。司马炎只得向张氏道歉，并且私下对别人说：“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4]

到了唐代，无子的罪过更大。在《唐律》中，“无子”排在“七出”第一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不过，到了后世。丈夫们也明白过来，妻子再不好，毕竟感情基础牢固，动辄将人家休了，不仅对不住老婆，而且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无子”出妻的少了，代之以纳妾生子。妾所生子，所有权仍是妻子的，这跟现在的借腹怀胎差不多。不同的是，妾生子后，要对人家负责，不能出点钱了事，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这就形成对妻子感情上的考验：或者无子被出，或者大方地为丈夫纳妾，博得贤妻的美名。实际上这是两难选择，可是谁让你不会生男孩呢？古代人不明白，生不生孩子，是丈夫与妻子两人决定的；至于生男生女，更是丈夫的责任。要说休，应该休的是男人。可是古人不懂这个道理，把责任全部归于女方，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3、淫僻。“淫”指的是妇女有放纵淫乱的行为；“僻”指的是行为乖张。“淫僻”两字，以“淫”为主，这是古人最在意的，《大戴礼记·本命》载：“淫，为其乱族也。”男人之所以特别忌讳妇女淫乱，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家族血统的稳定。最初，男人关心的主要是婚后守贞，对婚前不太在意。据说有一个少数民族，女子在婚前性对象越多，就越畅销，这说明人家有魅力。但结婚后就不行了，只能向自己的丈夫提供性服务，这样生的孩子才是自家的。但也有特殊情况，假如姑娘过门时已怀了人家的宝宝，当时又看不出来，这样仍会乱了血统。所以古人又有了新的对策，其中最有名的是鲜卑人。他们不管头胎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一概杀掉。尽管残忍，但为了宗族大计，也不得不如此了。当然，汉人一向自诩代表先进文化，太出格的事容易引起争议。于是又在妇女身上打起了主意：如果姑娘在婚前就严防死守，守身如玉，咱们爷们不就省心了吗？这样，宋代以后，又兴起了“处女贞”，讲究新婚之夜“验红”。

“淫僻”在七出中最初位列第三，到了唐代一度升格为第二顺位。《清律》仍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七出”之条中，其它各条都有商量的余地，惟独对犯“淫僻”条的格休勿论。对于犯有“淫僻”过错的妇女，即使丈夫不愿休妻，家族也会强令其休掉。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谁家的老婆要是与人鬼混，宗族有权判令离婚。如丈夫不愿休妻，连丈夫一并开除族籍。如果生了儿子，也不参与本族排行，一切公益事业均无权参与。又据清代施闰章在“施氏家风述略”中记载，有个小媳妇与人通奸，被人发现了。族长按照有关规定，让这位倒霉的丈夫休妻。又说他管教不严，也有错，得接受鞭责。这人不服，说要打就别罚，要罚就别打。俺老婆没了，不但不同情，还要打我，打死俺也不服。于是族长就请施闰章的父亲给他讲礼说法，给他做思想工作。同时把卖妻的钱存放在族长家里，说啥时明白道理了，钱还是他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人终于明白打他是对他好，于是主动认错，族长也把卖妻的钱给了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丈夫休妻不但有严密的制度，也有完善的监督系统，想不休都不行。在这样严格的控制之下，妇女们再也不敢存有侥幸心理，只有老老实实、一心一意跟着丈夫走，这才有前途，否则死路一条。

4、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载：“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也就是不能参与祭祀，怕弄脏供品。祖宗不食不洁之物，这样就得不到祖宗的保佑。

什么病属于“恶疾”呢？东汉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实际上，除了“疠”也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外，其它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到了后来，患有精神疾病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的妻子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休弃。岳氏回娘家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逐渐康复，于是要求重续前缘，不料此时归先生已经再婚娶妻。岳氏心想，我这病本来不是什么大病，你不愿花钱算了，还把我休了。现在我用娘家的钱治好了病，不是省你的钱？谁知道你这么快就重婚了。原来所有的一功都是借口，都是阴谋。在这万恶的旧社会，哪有我们妇女说理的地方？岳氏一时想不开，竟然投井自杀了。[5]

从恶疾的内容及执行情况来看，这一条更多的是为丈夫休妻提供借口。古人之所以列出这么多所谓的恶疾，原因不外乎扩大丈夫的休妻之权，进一步使妻子臣服于丈夫，也为丈夫停妻再娶提供了方便。这也是夫权社会必然的现象：立法者是男人，执法者也是男人，他们制定规矩时，当然要把自身利益最大化。

5、妒忌。《大戴礼记·本命》载：“妒，为其乱家也。”在男尊女卑的宗法社会，女子嫉妒不仅败坏了夫家的名声，也扰乱了家族内的秩序。这是对男权统治的挑战，也是对宗法伦理的反叛。因此，为了保护家族的稳定，为了维护男权，把那些嫉妒心强烈的妻子休掉，就成为常见现象。西汉元帝王皇后之母原是王禁正妻，王禁又“多娶傍妻”，其妻不满。王禁便以“妒”为由与之离婚。[6]东汉冯衍妻嫉妒，结果年老被休：“衍娶北地女任氏为妻，悍忌，不得蓄腾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7]

圣人把“妒忌”列为“七出”之一，这完全是站在男人的立场上的。妇女们当然不服，只要有机会，她们还是能妒忌就妒忌。像东晋的王导，就是家有妒妻。王导的妻子曹氏，生性十分妒忌，不但不允许王导纳妾，甚至身边的男秘书长的俊俏点，也一概让他们下岗。可怜王丞相一手拿权、一手拿钱，就是没有女人缘。王导心想，人生苦短，青春有限，这样下去我算白活了。好在我手里有的是私房钱，何不背着老婆在外面乐一乐？说干就干，王导很快在外面布置了一个安乐窝，娶了几房姨太太。顺便还生了几个男孩子，为王家的千秋大业又做了若干贡献。可是曹氏也不是白吃饭的，秘密最终被揭穿了。曹氏震惊之余，竟带着侍女、太监20余人，各带菜刀一把，要将这些狐媚子消灭干净。王导得知情况后，立即命令备车，前往营救。路上老嫌车子跑的慢，竟用手中的拂尘拼命打牛赶路，终于抢先到达了目的地。等到曹氏赶到，这里已是人去楼空。

王导还算幸运的。清初有位汪某，曾任同知之职，他的儿媳妇十分妒忌，没事找事，天天同几个小妾争风吃醋。可这几个小妾也不是好惹的，大概背后有丈夫撑腰，这个媳妇也没占上便宜。这个媳妇越想越生气，心想不给你们玩了，一怒之下就把丈夫的小鸡割掉了。那天汪某正在客厅会客，一名仆人匆忙进来小声向汪某报告消息。客人们见气氛有些异常，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这位司马大人平时说话爱掉古文，这时回答说：“儿媳妇把我的儿子下了腐刑。”又据诸联《明斋小识》记载，乾隆时，某县有位渔妇对丈夫的花心非常气愤，骂他劝他都毫无效果。有一天，他乘丈夫熟睡之机，用刀割掉了他的小鸡。大夫惨叫一声，从梦中惊醒。邻船的渔民报告了官府，有个人还用一根水草绑着那条被割下来的小鸡，带到公堂上请县官查验。县令看见那件东西，叫道：“好大的鸡巴！”惹得哄堂大笑。后来，那位丈夫平安无事，只是声音变得尖细，像女人腔了。

为了抑制妒风，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有打击妒忌的呼声。其中做得最绝的要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常遇春无子，朱元璋就赐给常遇春一个婢女。常遇春很喜欢她，但老婆太厉害，一直不敢上手。一次，婢女献茶时，常遇春忍不住赞了一声“好漂亮的手”！没想到妻子竟将这个婢女的手砍下，送给常遇春“欣赏”。朱元璋知道后，大骂其妻要“断英雄之后”，于是密令校尉杀掉常妻，砍成碎块，烹后赐给常遇春，并曰“悍妇之肉”。在社会舆论以及政府打压之下，很多妇女自觉改掉了妒忌的“毛病”。有的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尤其是明清以后，正妻支持丈夫纳妾成了妇德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钱伯生“壬申科进士”，有一女鬟，“风姿秀雅，殊可人意”，其妻劝钱“私之”。[8]

但是，平心而论，以妒忌为借口出妻，确实不能让人心服。男人们自己左搂右抱，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又不允许大老婆妒忌。这就好比揍了人家一顿，感觉很爽，还不允许人家喊痛。喊痛就是人家的不对，还得再揍一顿。这个道理，其实古人也明白。汉阳别樵居士在《家庭宝筏》这样评价男子纳妾：娶妻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如果妻子不能生男孩，不得己娶妾，这也是为着传宗接代。妻子为了夫家的千秋大业，支持丈夫娶妾，这是幸事，但也是偶然中的偶然。如果妻子不支持丈夫娶妾，这很正常，结果只能是徒增烦恼。如果娶妾生子，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小妾恃宠而骄，老婆更怀嫉妒，整天你争我闹，哪里还谈得上圣人所要求的家庭和睦。不过，话说回来，娶妾得子，这毕竟还是好事。假如老婆已经生子，这时再娶妾，甚至一而再，再而三，这就是男人的不对了。要知道，女人也是人，老婆就是不嫉妒，小妾也没面子啊。人家姑娘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有的是家庭困难，被爹娘卖掉，有的甚至是被人贩子盗卖的。一旦为人小妾，立马低人一等，想想也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当然，像这样理解女人的观点，毕竟是少数，并不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妒忌总还是让男人不爽的一件事，但又不能不面对。有了这一出妻借口，总算给男人的花心提供了制度保证。

6、多口舌。《大戴礼记·本命》载：“口多言，为其离亲。” 按照“四德”中“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妻子多言，容易离间家庭关系，导致家庭不和。因而，克制、顺从是妻子的天职，妻子对丈夫、公婆的话，只能言听计从，不能辩是论非，争议曲直，更不能言辞过激，冒犯公婆、丈夫。妻子在家庭中只有听从之分，而无分辨之权。只有言听计从，夫唱妇随，否则难逃被“休”的命运。如汉初名相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并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爱劳动，吃白食，有点气不愤，忍不住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陈平听说后，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了。陈平的哥哥一生气，就把老婆给休了。

又如东汉李充，家境贫寒，“兄弟六人同食递衣”，李充的老婆私下同李充商量：“现在咱们家这么困难，一时半会难以改善。正好我有点私房钱，不如分家另过，你看如何？”李充假装答应：“这样也好。可是分家是件大事，不如开个酒会，让父老乡亲们在一块议一议，免得人家说名不正言不顺的”。李充的老婆不知是计，高高兴兴地办了一桌酒席，宴请乡邻父老。酒会开始，李充忽然跪在母亲前面说：“这个婆娘无礼，竟然教唆儿子分家，离间我母子兄弟，所以请求休掉她。”于是当着众乡邻的面，“呵叱其妇，逐令出门”。李充的老婆当此情景，竟没有分辩的余地，只好含泪而去。其实，当老婆要求分家时，李充完全可以先做她的思想工作，没必要弄到大庭广众之下，然后宣布她的罪状。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李充更像是在“做秀”。因为汉代选官靠推荐，其中“孝廉”是一项重要内容。李充此举，无非是沽名钓誉，为自己做官制造舆论。最后，李充成功了，历史上多了个伪君子，同时也多了个牺牲品。怪不得大家都说，每个成功男士的背后，都有个什么、什么女人。这样一来，还有哪个妇女说话敢不小心？为了防止妇女们不知不觉中犯错，有一位好心人唐彪，专门写了一本《妇女必读书》，有点像今天的淑女手册，其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现在看来全然不对，但在古代，可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7、盗窃。《大戴礼记·本命》载：“盗窃，为其反义也。”这里的盗窃，并非是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盗窃家内财物。《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下借给别人，甚至赠送别人，否则就构成“窃盗”。《汉书·蒯通传》载，某家在夜里丢了肉，婆婆硬是认为被儿媳所偷，结果将儿媳赶走。《汉书·王吉传》载，王吉“少数居长安，东家有枣树种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咦吉。”后来王吉“知之，乃去妇。”有些家庭还规定有专门的办法。如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为小家庭谋私利。

从“七出”内容来看，可以发现这主要是保护夫权及族权利益的，妇女既是被动的接受者，也是受压迫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一点也不保护妇女的利益。与“七出”相并行的，还有“三不去”。按照周代的礼制，已婚妇女即使犯了“七出”之条，若有下列三种情形，丈夫就不能将其休掉：“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其中，“有所娶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妻时已无本家亲人，若休妻则会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境，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之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经过夫妻的同甘共苦之后变成富贵，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明朝还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大明律·户律三·婚姻》卷六。但在实际情况中，若妇犯恶疾，犯奸，“三不去”的限制往往无效。

（二）和离

“和离”始见于唐代《唐律·户婚》，在“诸犯义绝者离之”条后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问罪）。”《疏议》对其阐释说：“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就法律条文本身看，这种离婚制度有两个特点：第一，无论是“和”还是“两愿”，均意味着夫妻双方态度一致，也就是现代婚姻法中的“合意”的表述。由此可见，起码在形式上，和离与出妻、义绝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在这种离婚方式下，夫妻双方均被视为行为主体，在表面形式上都处于平等地位。第二，“和离”、“两愿离”的条件是“夫妻不相安谐”、“彼此情不相得”，可见“情不相得”是根本，“不相安谐”是表现。这种里表关系说明和离的后果，就是出于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单从法律条文而言，颇有现代法律中“破裂主义”的色彩和“无因离婚”的表征。宋代对和离的规定与唐代相仿。《宋刑统》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婚者不坐”，意思是说，若夫妻彼此情不相得，双方同意离婚者，法律不予治罪。可由妻子提出，不过仍要由男方写离书，赋予女方才算成立。如果只是女方单方面想离婚是不行的。和离之后可依照离婚的原因，来决定男方或女方是否可收回聘财或嫁妆。

（三）义绝

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而言。与七出不同的是义绝为法律规定的当然离婚条件，有犯则必须强制离婚，否则要受法律处分。《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袁枚的妹妹袁素文就是通过“义绝”这种方式与其禽兽丈夫离的婚。袁素文名机，字素文，别号青琳居士。素文未出生时，其父母曾与高姓指腹为婚，高氏子成人后，却是市井无赖，坏事做绝。高氏家长怕委屈袁素文，主动要求解除婚约。但袁素文囿于礼教，执意不肯。婚后，高氏子常向素文索取嫁妆，作嫖妓之资。素文不从，就百般毒打，甚至用火燎灼。后来因高氏赌博输了钱，准备私下卖妻还债，袁文才逃回娘家，告诉了她父亲，父亲大怒，讼于官府，通过义绝这种方式与高氏离了婚。

二、妻子的离婚权

在离婚中，大多数情况下妻子都是被动的一方。比如，“七出”完全针对的女性；“义绝”及“和离”虽是男女通用，但“义绝”中仅有一条是妻子休夫的条件，其它四条都是为丈夫休妻服务的。“和离”往往是男方出于“厚道”，为了照顾女方脸面而采取的离婚形式。尽管如此，妇女在特殊的情况下，仍有要求离婚的权力。对于妇女的正当要求，法律还往往予以保护。

当然，不同的时代，妇女请离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最初，妇女请求离婚多带有随意性，比如汉代妻子离婚，有的是因为丈夫品德不好：东汉女子吕荣的丈夫徐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吕荣的老爹恨其不争气，就让女儿与其离婚。有的是丈夫有恶疾，比如曹寿有恶疾，他的老婆平阳公主就把他给休掉了。有的则是因为丈夫没钱又不争气，最出名的就是朱买臣被休。

这种妇女主动请离的现象，并不为民间所接受，更不为官方所鼓励。但是，妇女主动请求离婚，毕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所以有关立法也逐渐发展起来，对妇女主动离婚加以规范。根据历代法律与实践，妇女一般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要求离婚：

1、夫纵容或强迫妻子与人通奸：妻子尽管是丈夫的所有物，但丈夫要将妻子当作出卖肉体赚钱的工具，仍是为法律及习俗所不容的。一旦丈夫做出了这种有背伦常、有伤风化的事情，就有可能面临被判离婚的危险。最早做出相关规定的是在元代，《元史·刑法志》载：“夫受财而纵容或勒迫妻妾为娼者，夫及奸夫淫妇各杖八十七，离之。”如果丈夫纵容或强迫妻子卖淫并谋取钱财，除了杖87下外，还要强令离婚。元大德元年十二月，就发生了丈夫逼妻妾卖奸，被判离婚的案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位王用先生，每天一大早就让妻子阿孙、妾彭莺哥出外卖淫挣钱，直到晚上才让回家。如果挣的钱不够指标，王用还要严刑拷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彭莺哥不堪忍受虐待，告发到官，王用被抓了起来，还戴了木枷。偏巧这时朝廷大赦，王用又被释放回家。不过，王用的行为毕竟属于义绝，离婚还是免不了的，妻妾二人最后被判“归宗”。

明清两代在“犯奸”罪中规定：丈夫如果纵容妻子与人通奸，要杖90；如系强迫，则杖100，并判离婚，让妇女仍回娘家。妻子在遭夫逼迫与人通奸时，可以主动诉诸法律，要求离婚，从而摆脱物质和精神折磨，不但保护了妻子的人格尊严，也维护了社会伦理道德。

2、典雇妻子：唐、宋律无此规定，元律虽然禁止用钱典雇妻妾的规定，但并不作为妻子离异的理由。《明律》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财礼入官”。明朝法律严厉打击典雇妻妾以及典娶他人妻妾的行为，维护了妇女的尊严。

因为丈夫侵犯妇女权益，官府强制离婚的状况也有，最常见的是丈夫为了贪聘财而将妻子嫁与他人，这种情形发生的话，妻与两夫皆离，另外再嫁他人，而原来的丈夫要判两年的徒刑。比如元大德二年（1298年）八月，有一位郭季二，将自己的妻子以妹妹的名义嫁与军人王二，并得财礼若干。事发后，有关部门除判决二人离婚外，郭季二所得财礼也被剥夺了。

3、丈夫因犯罪服刑，妻子可要求离婚：《已成婚而夫离乡编管者听离》篇的判词称：“在法：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编管是宋代惩罚犯罪的一种制度，官府强制罪犯离开原籍，发送外地，编入另册管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妻子要求离婚，国家也予以支持。该案中林莘仲被编管，由于六年不过问家里事，他的老婆就与他“自合离婚”，并得到允许。

4、除了服刑外，因其它原因久出不归的，妻子也可要求离婚。北宋规定丈夫外出不归满六年，妻子就可依法提出离婚早请，而且男方不得取回聘财。为了避免一些男子为财骗婚，宋真宗时又放宽年限，规定只要丈夫挟财失踪满三年，妻子就可依法离婚。《明律》与宋代精神相同，规定凡“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明确规定丈夫逃亡超过三年，妇女就可以改嫁，女方所财礼也不归还男方，作为对妇女感情损失的补尝。

5、如果妻子的人身权利受到丈夫伤害，妻子也可要求离婚。元律中有“诸以非理殴伤妻妾者……并离之”的规定。《明律》中规定，如果丈夫殴打妻子致伤，如果双方愿意离婚，就可判离。比如元至大二年（1309年）六月初七日，杭州路民钱万二为了开发老婆的身体挣钱，竟想到了人体彩绣这一现代艺术，要在妻子狄四娘的身体上雕刺青绣，然后裸体示众。狄四娘不从，钱万二就将老婆暴打一顿，然后强行在其背部、双腿雕刺龙鬼，“在街露体呈绣迎社”。可能岳母有不同意见，钱万二又与岳母发生冲突。刑部经审理判决如下：“庶民生理，勤实为本，钱万二不以人伦为重，贪图钱物，将妻狄四娘抑逼遍身雕刺青绣，赤体沿街迎社，不惟将本妇终身废弃，实伤风化，合杖断八十七下，合准行省所拟离异。”

另外，如果妻子被公婆殴伤，也可判离婚。《元史·刑法志》载：“若妻不为父母悦，以致非理殴伤者，罪减三等，仍离之。”明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若非理殴子孙之妇……致令疾废者，杖八十，笃疾者，加一等，并令归宗。”两相比较，明律增加了殴伤的前提与程度，对女性的要求稍显苛刻。

6、协议离婚：除了诉诸法律的手段外，妇女还可通过协议与丈夫达成离婚。历史上，协议离婚出现得很早。比如《周礼·地官·媒氏》就有“娶判妻……皆书之”的说法，按照宋代郑愕的注解，意思是“民有夫妻反目，至于仳离，已判而去，书之于版，记其离合之由也。”由此可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对此原则，后世也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实际上，生活中通过协议离婚的也为数不少。比如晋代的谢邈，他的妻子郗氏好吃醋。谢邈娶妾后，郗氏极为不满，就写下了绝交书。[9]又如王欢，“家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家里经常缺吃少穿，王欢却一点也不以为意。他的妻子受不了他，一生气把的书烧了，并要求离婚再嫁。

除了通过正当渠道外，也有直接逃婚的。秦简《日书》中有大量“娶妻不终”、“弃若亡”、“去夫亡”的字眼，这反映的就是当时妇女逃婚的事实。对于逃婚，整个社会都是坚决反对的。《白虎通·嫁娶》有去：“夫有恶行，妻不得自去也，地无去天之义。夫虽有恶不得去也，故《礼》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这是对妇女逃婚的道德批判。再到后世，逃婚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唐律》规定：“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如果“背夫擅行，有怀它志”，妻子要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如逃婚后又改嫁的，又犯了重婚罪，要从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明律》更严重，如果妻子背夫在逃，就要杖一百，从夫嫁卖。在逃婚过程中又嫁他人的，则要处以绞刑。

三、历代离婚的一般概况

根据以上介绍，无论丈夫或妻子提出离婚，都要给个理由先。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丈夫在各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其离婚权往往无限扩大。与此相反，妻子的离婚权本来就小，在实践中又受到多方限制，最后还得经丈夫批准才能通过，而且离婚后压力过大，结果妻子很少主动提出离婚。

就丈夫主动提出离婚而言，早在先秦就很随意。比如孔子休妻，据说是老婆做饭不合口味。看起来做圣人老婆也没什么好的，圣人级别不高，还要摆谱。真要享受，那就吃大餐呗！吃不起大餐，老婆就得亲自下厨，又嫌老婆手艺不好，最后倒霉的就是太太。问题是，做不好饭符合“七出”的哪一条呢？孔子没有回答，也无须回答。人家是圣人，出口成制，老婆当然无法与其理论。后来曾子得孔子真传，休妻时的借口是老婆没把梨子蒸熟。毕竟曾子没孔子有权威，这时曾子的太太较真了，问梨子不熟符合“七出”中的哪一条？曾子没法，只好敷衍：你又何必这么认真呢？不想要你就不要你了，你还怕我找不来借口？非得让我找个恶毒点的借口你才舒服？以后你还嫁不嫁人了？？曾子妻一想，看来这是曾先生对我好啊，用这样的小毛病打发我，还不是考虑到我的声誉？真要胡编个更恶毒的借口休我，我又能找谁说理去？这还不是他们爷们说了算？于是曾太太痛痛快快回娘家了。

不用说，老百姓总是跟着上层走的。但他们离不离婚，好像也没人关心，书上也不会记载。除非这件事很有趣，才会有人记下来。据说宋国有个人要嫁女儿，临嫁前不是教女儿些为妇之道，而是这样开导女儿：现在的情况你也很清楚，结婚固是不易，离婚却是不难。作为人妇，你被休的概率比不被休的概率大得多。为此，你要在被休之前有限的时间内，能偷就偷，不能偷就暂时藏起来，把你夫家的东西尽快转移到咱家。一旦被休，你也不吃亏，再嫁也多些资本，且记且记！不料该女偷的急了点，很快被公公发现。结果不言自明，人是不要了，财物也没弄走，真是赔大了。

不过，离婚如同儿戏，毕竟影响家庭稳定，进而影响到安定团结，所以后来就有人出来进行限制。例如管子在齐国，就规定“士三出妻，逐于境外”。也就是说，这个“士”阶层，只有三次换老婆的机会，再多你的品德就成问题了。这说明你“二三其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睹色起意，见异思迁，给人的感觉是为人不可靠。这样的人，怎么让领导相信？用又不敢用，不用又占用国家资源，只有驱逐出境了事。妇女也不能过多改嫁，为了体现男女平等，也是三次机会。如果老是被人休弃，就说明为人不贞不顺，驱逐出境是不必了，罚她去舂谷子，也算废物利用吧。[10]商鞅变法，在秦国也主张夫妻关系稳定，不要搞内耗，要多生孩子多种树，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祖国的统一大业之中去。从总体上说，越往后世，人们对离婚越谨慎。尤其是唐代以后，佛教盛行，冥报观念，颇入人心。如果无故休妻，往往为人所垢。比如崔颢多次休妻，当时人就认为他“无行”。宋代认为离婚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尤其士大夫轻易不愿休妻。司马光说“夫妻以义合，义绝则离”，结果遭到士大夫的群起反对。明代以后，离婚更被视作不祥之事，甚至代人写离婚文书也有伤阴骛。民间有“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的俗语。所以一般人宁愿多置姬妾，也不愿休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墙外彩旗飘飘，墙内红旗不倒”，老婆虽然惹人厌，但放在家里也不争这口饭，何必非撵人家走？大家和平共处，岂不两全其美？可见后人总比前人强，要不怎么说社会在进步，观念在发展呢？

至于妇女主动提出离婚，总体上偏少，但历朝历代都有记载。最早的如姜太公的夫人马氏，看到老姜头这么一把年纪了还没出头之日，跟着他也没什么指望，于是主动要求离婚。无论姜太公怎么解释，决不回头。再晚的如汉代的朱买臣马前泼水的事，也是老婆主动离婚。当然下场都不好，等到老公真的发达了，就要秋后算帐。说起来这都是儆示妇女的：这离婚的事，你们最好还是交出决定权，不然有你们后悔的。

妇女主动要求离婚往往要付出代价。据唐人范摅的《云溪友议》记载，颜真卿任临川内史，当地有一书生名叫杨志坚，“嗜学居贫”，其妻因不堪忍受贫困，“索书求离”，杨志坚无奈赋诗一首，内含允许离婚之意，“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牍以求他适”。对于杨妻主动离婚的行为，颜真卿大怒，以其“侮辱乡闾，伤败风教”为由，将她笞二十，最后仍“任其自嫁”。在这个故事中，杨志坚的妻子虽然如愿离婚，但却没有赢得道义上的支持，不但被打了板子，而且成了反面教材。由于这些种种原因，妇女求助法律离婚的很少，至于协议离婚，更是男人说了算。即使真的离了婚，这些妇女也会遭到人们的非议。

有时候，妇女明明有离婚的道理，可是官方就是不答应，《通制条格·卷第四·嫁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至元十六年五月，清平县樊裕告女婿刘驴儿作贼，要求女儿与其离婚。清平县有关部门这样判决：“夫妇之道，人伦之重。若男弃妇，犹有三不出之义。女子从人，岂得反弃其夫？”要求不被支持！甚至贵为宰相，也难以让女儿离婚。北宋中期宰相向敏中，其女病笃，而女婿皇甫泌却终日在外泡妞，向敏中不得已，上书皇帝请求批准女儿与皇甫泌离婚。向敏中企图借助皇帝的权威准其女儿离异，结果却不了了之。

最后，谈谈离婚的程序。春秋经传所载离婚之事虽多，但离婚程序却甚少涉及。今天的能见到的，大致如下：若是普通百姓休妻，只须请人到女方家，告诉女方家长说：“男方说是他自己不好，实在不配和您的女儿吃一锅饭，他请我来跟你谈谈。”女方家长则回答说：“都是小女不好。这是我的责任，就照男方说的办吧。”客人走出来，主人送到门外，离异就告成功。贵族离异的过程大同小异，由男方派一家臣到女家，对家长说：“我们主人不会处理家事，不能和您家小姐长远侍奉祖庙，他派我来转达您老爷。”女方家长还是客气：“不要这样说，这都是我以前没把姑娘教育好，现在我一定从命。”男方把女子当初出嫁时的嫁状还给女家，这事就办完了。[11]从上述过程可知，离婚纯属私人事务，双方家长打个招乎就行了，不须经过官方认可。这时离婚仍在礼的范畴之内，尚未入律。

到了汉代，离婚之事已有法律规定。如九章律规定“弃妻畀所赍”，离婚时男方要归还嫁妆。但离婚的具体程序，已不可考。汉以后，官员离婚似乎要请求皇帝或有关部门批准，始能离婚。前面所述向敏中之事，大概就有这个因素。至于清代则明确规定，官员休妻，如妻子曾经受封，那就得向刑部申请，经刑部审理后，如果符合离婚条件，这时才准予办理离婚手续。如不合规定强行离婚的，要按律治罪。[12]但如是平民百姓，就没必要这么慎重了。在唐代，如果男方提出离婚，只要丈夫及双方家长签字，并经邻居作证后，离婚就可生效。女方意见如何，无须予以考虑。若是女方要求离婚，就复杂得多了。妇女首先要征得男方同意，并做出书面证明，然后呈请官府批准，这才能离婚改嫁。如果丈夫失踪或者逃亡，妇女无法征得丈夫同意，则可直接陈请官方批准。这时官方有裁量权，如认为合法，就可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判决离婚。

宋代离婚证书由丈夫签写后交于妻子，如丈夫不会写字，可以用打手模代替。但是，古代会写字的人少，所以打手模的居多，写字的则不常见。到了元代，规定手模无效，必须明立休书，才能生效。不过民间还是看重手模，除书写文字外，手模仍不可少。当然，如男方父母健在，仍应重得父母同意，休书也需证人，最后经官方批准生效，这与唐代是相似的。

休书的格式，在敦煌发现的唐代离婚文书中可见一斑。“敦煌文书”中的休书称作“放妻书”，内容大致如下：先说夫妻结合和分手都是前世因缘，应该好合好散。然后丈夫祝愿妻子离婚之后，“重梳蝉鬓”，再整美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找一个更好的男人做老公。至于咱们夫妻，应该“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从此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甚至还要“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整篇文书写得幽默有趣。

宋代离婚文书大体如此，先将妻子猛夸一通，什么“柔容温和”，又是什么“六亲赞美”，总之是个好姑娘。遗憾的是两人没这个缘分，但也说不上怨谁不怨谁的问题。想来是前世怨家，这才弄到两人“猫鼠同窠”的地步。与其弄得六亲不睦，不如协商离婚，好合好散。最后也是祝愿妻子嫁个“重官双职之夫”，并预祝“娘子千秋万岁”，通篇不提离婚的真正原因，体现了“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的传统美德。

清代离婚文书，与宋明无大差异，也是先写离婚出于情意，并无逼迫；既离之后，听凭改嫁。然后注明离婚日期，最后由丈夫亲书画押，打上手模。

离婚之后，妇女恢复本来身份，仍归本家，这叫做归宗，因而妇女离婚也称“来归”或“大归”。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婚姻，系“合二姓之好”，因而离婚非仅取消夫妻二人关系，而是解除两家关系。但也有离婚之后，仍保持两家关系的。如《左传》记载杞桓公要求与叔姬分手，但并不绝婚，得到鲁文公的同意。又如曹操与丁夫人交恶，曹操将丁夫人给休了，但并未绝婚，只是想作个冷处理，让丁夫人反思一下。过了一段时间，曹操亲自上门，想恢复夫妻关系，不料丁夫人却是认真的。丁夫人当时正织布，听说曹操来看她，仍然织布如故。曹操进屋之后，故作亲昵状，搂住丁夫人的肩膀说，你看看是谁来了？咱们回家去吧？谁知丁夫人既不回头看，也不回答，仍是专心致志地织布。曹操无奈，只好原路回家，走到窗外，仍不死心，再问“难道我真的没机会了？”丁夫人不应。曹操终于死心，说：这次我可来真的了，于是正式绝婚。

另外，如夫妻一方死亡，并不意味着两家婚姻关系的终结。如要断绝两家婚姻，仍须正式写休书。当然，即使写过休书，也不见得完全脱离关系。比如双方育有子女，按律男孩要归夫家，女孩大多归夫家，也有判归妇家的。但无论判给何方，母子关系都不会中断，历代法律均予保护。如离婚之妇死后，子女有服丧的义务。儿子如有出息，遇有封赠或恩荫之事，被休的母亲仍享有此种权利。

综上所述，离婚作为调节夫妻关系的最后手段，基本上是以男子为主导的。男子有多种离婚的理由，并将这些理由无限扩展，基本上想离婚就能离婚。妇女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权离婚，有时正当的离婚权利也得不到支持。即使离婚后，受伤害的仍是妇女。男子可以顺利地再婚，女子则受到歧视，再婚也较为困难。另外，在财产分割，子女所有权方面，女方还要遭受重大损失。因而，离婚大部分情况下对妇女都意味着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