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贞节

夫妻共同生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夫信妇贞”，这对男女双方都适用。比如《魏户律》就规定，对于那些“弃邑居野”而“檄人妇女”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看来早在先秦就有大款从城里跑到乡下买别墅，利用环境便利包二奶的。而且这种现象很普遍，要不政府是不会通过法律下禁令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对男人的禁令不是十分有效，所以秦统一后，再次强调：丈夫如果与人通奸，其行为就同公猪跑到别家卖骚，妻子有权将其杀死，就像杀死一头猪一样，不用承担法律责任。[1]

秦汉以后，对于丈夫的不贞行为，也有相关规定，比如汉代对于丈夫的私通行为，要处以城旦春。若是领导干部与人通奸，罪加一等，以强奸论处。但从整体上看，对男人的处罚多是停留在条文上，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尤其随着儒家正统观念的不断渗透，法律倾向于对妇女的单方面惩罚，而对男人的不忠则抱着放任的态度。除非政治斗争的需要，才通过作风问题说事。所以，说到贞操问题，一般均指妇女。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处女贞，即婚前不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二是守贞，即婚后只与丈夫发生性关系；三是守节，即丈夫死后要守身如玉。不过，有关妇女贞操观的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有一个有宽松到紧张，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一、处女贞

我国古代重视处女贞操、嗜好处女的思想在《周易》中已有所表露。秦、汉以后，开始崇尚女子贞节，对女子婚前守贞的要求和处女嗜好的心理一步步强化。但在宋明之前，对妇女贞节的要求比较温厚、宽泛，一旦生米做成熟饭，家长也不以为忤，甚至促成其事。比如韩寿偷香，就是典型的代表。

韩寿是南阳人，三国时魏司徒韩暨的曾孙。这人出身好，长的也有型。西晋建立后，韩寿在权臣贾充手下谋生。贾充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贾南风，嫁于司马衷做太子妃。二女儿贾午虽未婚配，但人小鬼大，每当老爹招待客人的时候，就躲在客厅的屏风后面，对来访的男客进行偷窥。来防的客人中，最中意的就算韩寿。所以每次韩寿来防，贾午都目不转睛地盯住人家看，但也只是过足眼瘾，一直没功夫上手。后来丫环看出苗头，就自告奋勇，私下做起了媒人。韩寿听说贾午长的如何、如何好，对他如何、如何有情，色心顿起。他也不要三姑六婆，仗着一身武功，在一个月黑风高夜，跳墙头进了贾午的闺房。孤男寡女在一块，结果可想而知。在长期的秘密交往中，贾午发现自己越来越爱韩寿，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总是优先供应给情夫。贾充是武帝第一信任的大臣，家里东西足够小贾送的。所以家里少了这么东西，从来没有报过案。有一次，西域进贡了一批香水，武帝想，独乐乐不如与民同乐，于是又转赠给贾充一部分。当然贾充本人是不用的，他一个老头子家，身上洒香水还不让人笑死。所以这些香水最后还是到了贾午那儿，最后不知不觉又到了韩寿手里。据史书记载，韩寿“美姿容”，怎么美没有具体说。但既然史书都说他美，肯定不是一般的美。人一美就臭讲究，这韩寿也不例外，大男人家也往身上洒香水。偏偏这一次洒的是外国进贡的香水，气味与众不同，结果一上朝就惹得大众侧目而视。其中最吃惊的是贾充。老贾想道：这香水除了皇帝外，就我和另一个大臣有，我的又送给了小女儿，莫非这韩寿与我这死妮子有一腿？毕竟老贾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用到家内也丝毫不差。他再想想女儿近来的表现，恍然大悟。回到家里再一问，真相大白。贾充了解情况后，表现得相当大度，当即陪送了丰厚的嫁妆，将女儿嫁到韩家。这里，贾充并不以女儿偷情为可耻，也没采取任何掩盖措施，结果韩寿偷香的美名，传遍天下。

直到唐代，家长对子女的婚前性行为仍持宽容的态度。唐大历中，有一个晁采是才女，她的邻居文茂也是文学爱好者。两个人经常写些抒情诗之类的东西，时间长了就成了笔友。最后因共同的爱好，又走到了一起。事情败露后，晁采的母亲不但不责怪，反而感叹道：“才子佳人，自应有此”。晁母之所以如此大度，这与当时性解放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当时的少女不但可以亲自找婆家，而且流行试婚，试婚时要签一份《优先婚前同居书》。试婚风俗从一首诗中也可得到证明，一个少女在考问意中人得到满意答复后，就作了一首诗《下女夫词》：“立客难发遣，展褥铺锦床。请君下马来，模模便相量。”所谓“立客难发遣”，说明女方对男方中意了。“展褥铺锦床”是当时的一种婚俗，男女将要成婚时，女家要为新房起床、设帐，以便夫妻共同生活，这里是指准备同居。还要请男方下马来“相量”，相量什么呢？就是双方拟定《优先婚前同居书》了。

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宋室衰弱，民族主义思想严重，士大夫颇流行讲气节。不但男人讲气节，妇女也要讲气节，三讲、两讲，最终又讲到女人头上去了。女人婚前放纵自己，就是没有气节，男人如果娶这样的女人，也是没有气节。尤其明代以后，程朱理学占据正统地位，妇女婚前发生性关系，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性错误；男人娶这样的妇女不但自己没有面子，整个家族都会感觉耻辱。为了确保所娶妻子为处女，社会上竟然出现了“验红”这一新兴学科。所谓“验红”，也就是看新媳妇第一次性交是否流血，如流血见红，就是处女，否则就是破烂。最奇怪的是，验红本应是很私人的东西，但人们太在意这个了，竟然公开展示成果。在新婚的次日晨，伴娘将新婚夫妇性交时擦用的白绸绢，托在银盘上示众。若白绢沾有血迹，表明新娘为处女，于是大伙纷纷致贺。次日男方派人送写有“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大红喜帖向女家报喜。女家便兴高采烈，四处炫耀。如系白绢一片，新娘就可能当场被休，即使留下也会失去应有的尊严。有的家庭则是先行“验红”，再拜天地。新妇“落红”，当即鸣炮奏乐，夫妻拜堂；如无“落红”，拜堂这一程序就免了，怪不得当时人感叹“落红不是无情物”，看来只有落了红，才有夫妇情啊。

二、守贞

古人重视婚前守贞，更重视婚后守贞。毕竟婚前并无夫妻关系，尚可原谅。婚后所有权已定，再与别的男人私通，就是不忠行为，丈夫肯定心里不美气。所以，最初的守贞主要指的是妇女婚后要忠于丈夫。但根据史实，古代发生婚外性的也比较常见，有些丈夫表现的也较为宽容。比如齐悼公在鲁国流亡的时候，季康子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悼公。悼公回国争位的时候，这个季姬耐不住寂寞，居然与自己的叔父发生了关系。等到悼公在齐国即位，要把季姬迎回齐国，季姬这才把自己的丑事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自知理亏，不好意思把妹妹送到齐国，便编了个理由把齐悼公搪塞过去。不料，悼公最后还是知道了季姬乱伦的事。公元前487年五月，悼公派兵攻打鲁国，接连攻下了两邑，并摆出一幅决不善罢干休的姿态。季康子没有办法，只得把妹子季姬仍旧送给齐悼公。出人意料的是，齐悼公并没有纠缠于季姬红杏出墙之事，对季姬甚是宠爱，把先前攻占的两邑也归还了鲁国。[2]

更有甚者，还有主动为妻子的婚外情提供便利的：宋国公子名朝，称宋朝，是个帅哥，在卫国任大夫之职，卫灵公很欣赏他。不料宋朝利用职务之便，竟同时与灵公嫡母宣姜及夫人南子发生了奸情。时间长了，宋朝担心出事，于是先下手为强，与人合谋作乱，将卫灵公驱逐出境。后来卫灵公反击成功，宋朝只好流亡。不料南子对宋先生一片痴心，竟至不思饮食的地步。卫灵公为了安慰南子，不但饶恕了宋朝，还私下安排宋先生与南子相会。

由于丈夫对妻子的贞操不甚在意，有的人异想天开，竟然搞起了换妻的勾当，比如鲁国权臣庆封，与家臣卢蒲嫳关系密切。有一次庆封到卢蒲嫳家里，见他的妻子长的漂亮，就和人家勾搭上了。从此以后，庆封就将政权交由儿子庆舍掌管，自己却带着妻妾财帑，搬到卢蒲嫳的家里。两人共在一处，饮酒欢谑。两家妻妾，彼此通用。

至于寡妇，婚外性更为常见。春秋时陈国有个寡妇叫夏姬，住在株林，其美貌远近皆知。丈夫夏御叔死后，陈灵公就让她的儿子夏征舒袭了父亲的职位。那时，陈灵公和大臣孔宁、仪行夫三人都和夏姬私通，每当夏征舒离家上朝时，这君臣三人就轮流乘车去株林和夏姬幽会。在幽会过程中，夏姬把自己的内衣分别送给这三个情夫，而这君臣三人竟无耻地穿着夏姬的内衣去上朝，并且在朝廷上大谈夏姬的风情、通奸的快乐和夏征舒究竟是谁的种。

到了汉代，人们对婚外性仍抱宽容的态度。汉武帝之妹馆陶公主寡居，私宠董偃，武帝不仅不以为非，当他访问馆陶公主家时，还与董偃开玩笑说：你才是这儿的主人啊！有其姑必有其侄，汉武帝之女鄂邑盖公主寡居，也与丁外人私通上了。当时的皇帝昭帝与执政者霍光不仅不加谴责，反而下诏让丁外人服侍公主，大臣上官桀甚至请求朝廷封丁外人为侯。

再如东汉时的黄昌，他的老婆戴氏回娘家途中为人拐卖，辗转到四川后，嫁人生子。后来戴氏儿子犯事，戴氏鸣怨。不料这时黄昌升官，也到了四川，受理案件的正是黄昌本人，因而导演了一出大堂认亲的悲喜剧。两人“相持哭泣，还为夫妇”，黄昌并没有因为戴氏中间曾为人妇而歧视她。

唐代思想同样解放，发生婚外性的比比皆是。襄阳公主嫁给张克礼后，对老公不太满足，时常到外面吃野食。她同时爱上了薛枢、薛浑，经常到他们家约会。襄阳公主尤其喜欢薛浑，见了薛浑的母亲直接行事姑之礼。[3]最可笑的是杨国忠夫人。当杨国忠出使在外时，他的妻子却怀了孕。杨国忠回家后，妻子解释说是太想他了，结果梦中与他交合，不料也能怀孕。杨国忠大度地回答说：“这是夫妻关系太好了，所以有这事一点不奇怪。”要是换成现代人，没人会相信老公不在妻子却怀孕，原因竟是夫妻感情太好。

不过，总体而言，妇女对婚外性还是比较谨慎的。这实际上是爱情的独占性这一特点决定的。尤其宋代以后，妇女们就没这么自由了，守贞也成为很多妇女的自觉行动。比如五代时就有个“寡妇断臂”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子运送丈夫的灵柩回家，夜投逆旅。旅店主人认为不吉利，不让她住店。中间少不了拉拉扯扯的，店主人一不小心碰了她的胳膊，这个寡妇认为自己被玷污了，竟一刀把自己的手臂给砍了下来。这种现象在五代并不普遍，但到了宋代被当作“楷模”大力宣扬。经过宋代的提倡，此风日盛，到了元代又出了一个“乳疡不医”的事：有一位节妇姓马，乳房上生了病，但却拒绝治疗。她认为乳房是女人的隐失，不可轻示于人，否则就是失节。最后这个马氏竟然不治身亡。对于这些所谓的节妇，政府都给予表彰。相反，如果妇女不安于室，就可能付出生命代价。清乾隆时，山西有个姓李的人，是个阳萎患者，求医问药也没治好。他的妻子陈氏忍不住青春寂寞，老是往娘家跑。他的父亲很生气，竟把女儿活活吊死了。

三、守节

守节指的是丈夫死后，寡妇不可再嫁，也就是儒家所宣扬的从一而终。比之处女贞与守贞，守节是最难的。因为这意味着失去丈夫的妇女，这辈子休想再有男女之爱，而这是违反人之常情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守节的现象在元代以前较少见。直到明代以后，由于政府与民间的互动，这才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妇女的自觉选择。

先秦时代，政府与民间对寡妇再嫁基本不予禁止，“从一而终”的观念则远未形成，“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之一。比如管仲曾特别设立了寡妇改嫁的国家机关，规定凡是男人没妻的就叫做“鳏”，妇女失去丈夫就叫做“寡”。对于这一号人，国家要通过“掌媒”这一机关，将他们撮合在一起，并美其名曰“合独”。事实上也是如此，先秦休妻的多，改嫁的也不少。如齐桓公将蔡姬休掉以后，蔡姬的哥哥蔡候马上把妹妹转手嫁到楚国，成为成王夫人。可能齐桓公也是一时生气，想着过一段时间再把小蔡接过来，不料这小蔡竟如此不耐寂寞，这么快就改嫁了。人刚走，茶就像冰镇的了，连个反思的机会也不给。齐桓公一时想不开，冲冠一怒，竟然发兵要攻灭蔡国。这楚成王既成了蔡候的小舅子，哪有坐视不管的道理，结果导致齐楚间有名的召陵之战。

秦汉以后，情况并无大的改变。比如秦末的张耳，所娶的就是寡妇。根据《汉书》记载，张耳于秦末造反不成，亡命外黄。外黄有一美女，家里钱多，脾气贼大，嫁人后总觉得老公配不上她。后来干脆回娘家，要求停婚再嫁。并声明条件，丈夫必须有才干，不能窝窝囊囊。恰好张耳到此，当时也跟流亡革命家差不多，有相当的魅力。于是就有人从中说合。两人一见之下，相见恨晚。张耳没嫌她是二婚，她也不觉得张耳寒酸，很快成就美满夫妻。后来张耳封王，世守西凉，可见再婚也是不错的选择。

又如陈平，所娶的是不但是寡妇，而且是嫁过五次的寡妇。而且每次都将丈夫克死，以至没人敢再娶她。不过这寡妇也有优点，就是家里特有钱。陈平年轻时没钱，但有志向，结交的都是有钱人。他听说这事后，有意结这门亲事。所以趁着寡妇家里办丧事时，借帮忙的机会，极力给他们家留下好印象。寡妇的爷爷看出来陈平不是凡人，经考察后更感觉陈平前程远大，于是决定将孙女嫁给陈平。这里，寡妇嫁不出去是因为克夫，而家里并不因为寡妇的身份就降格下嫁，而是有所选择的，可见寡妇身份对再嫁没什么影响。

东汉的情况也差不多，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刘秀竟然要在朝臣中公开招夫，事先征求姐姐的意见，偏偏姐姐爱上了有夫之妇宋弘。为此刘秀还特意找宋弘谈心，做他的思想工作：朕听说一个人地位高了就要换朋友，钱多了就得换老婆。你和湖阳公主年貌相当，不如我给你做个大媒，咱们就做一亲戚如何？宋弘本是个正人君子，很客气地谢绝了刘秀的好意，回答说：“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作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结果事情没办成，但寡妇可以再嫁，却是毫无异议的。

再嫁的女子也不被人歧视。如著名学者蔡邕之女蔡琰博学多才，相继嫁给河东卫仲道、匈奴左贤王。曹操赎她归汉，又嫁给董祀为妻。人们并不因为蔡琰三度嫁人而责备她失贞，《后汉书》列女传中就有蔡琰，说明此时列女的条件与后世也有所不同。又如曹操的爱妃杜氏，本来是秦宜禄的老婆，嫁给曹操时，已怀上秦宜禄的孩子。曹操不但不嫌杜氏为再嫁之身，而且对她非常宠爱，甚至生下的遗腹子秦郎，也成了曹操的掌上明珠。据说关羽也打过杜氏的主意。原来，刘备被吕布夺了徐州后，前去投靠曹操，曹操为了给刘备出气，亲率大军与刘备进攻徐州，吕布敌不住曹军的攻势，便派了一个叫秦宜禄的人去袁术那里讨援兵。哪知道秦宜禄被袁术看中，强行要他娶了汉王朝的宗室女子，而他的妻子杜氏当时还留在下邳。关羽在围城的时候请求曹操说，那秦宜禄帮吕布讨救兵，作为对他的惩罚，大军破城以后，希望将他的妻子杜氏赏给自己，曹操便答应了。后来城要破的时候关羽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曹操说起这件事。曹操是何等样人，当下便起了疑心，怀疑那杜氏是个绝色佳人。于是在破城以后，曹操一声令下，将那杜氏先带来让自己看看。这一看之下，发现她果然是个绝代佳人，立时便据为己有。对于曹操的横刀夺爱之举，关羽很生气，后果自然也很严重。在官渡之战时，曹操一方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要输。关羽想起前事，怨从中来，心想不如弃暗投明，仍找刘备再续前缘就是。据此看来，曹操与关羽两位英雄，竟为一个寡妇闹到分崩的地步，可见妇女再嫁，行情不错。

六朝时代，皇权不振，思想趋于多元化，男人固然放浪形骸，女人们也乐得享受人生，夫死改嫁与否完全是个人选择。到了唐代，思想更加开放，守节与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余风所及，宋代再嫁之风仍旧盛行。有人以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说明北宋已提倡守节。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程颐说这话时，主要针对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他这只是个比喻，根本上还是说男人要有气节，气节比生命更可贵。对于女人改嫁，程颐似乎并不反对，程颐有一侄女成了寡妇，她父亲帮她再嫁。程颐为她父亲写行状，还赞扬他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但是，程颐的言论到了朱熹这儿，已经变味了，完全成了限制妇女的教条。但朱熹当时并不得志，他的学问被当作“伪学”遭到禁止，所以对民间的影响不大。倒是朱熹一方面想方设法限制妇女，一方面本人却是放荡的很。他曾经引诱两名尼姑，把人家一锅煮了，可见他对于贞节什么的也不是十分再意，只不过说说而己。

朱熹的学说在元代开始确立官方地位，他的贞节观也在这时受到重视。元代对朝廷命妇的再嫁行为曾加以禁止，规定妇女因为丈夫而受封号的，在丈夫死后，不得再嫁，否则要剥夺封号，同时宣布再婚无效。（对上层妇女再婚限制，其实早在隋代就有规定，但效果并不好，而且隋朝很快被唐朝所取代，这项规定也失去了法律效力。唐初公主改嫁成风，直到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才重申这项规定，敕令自今以后，公主凡有子者，均不得改嫁。但无子者依然可以改嫁。而且这项规定后来也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宋代也曾对公主再嫁加以限制，但执行的同样不好。元代这次下诏，不过是重申以前的禁令。）禁令仅限于上层妇女，对社会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元统治者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对军婚作了专门规定，即出征军妻不得改嫁。由此看来，如果不是军嫂仍可改嫁。对于节妇，元代也比较注意表彰，尤其是“丈夫死国，妇人死夫”的“双烈”，更是政府表彰的典型。至元十七年守漳州的阚文兴死于兵乱，其妻王氏从敌人那里负夫尸还，火葬后自焚，为此成宗、文宗、顺帝时三次封谥、立庙表彰。阚封英毅侯，王氏谥贞烈夫人，庙为“双节庙”。

但是，对守节表彰最力的，还是明代。明太祖在洪武元年就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向老百姓发出了一种信号：出身虽然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只要守得寡，就有机会成为名人。明太祖表态：妇女30以前丧夫，能坚持到50岁不改嫁的，不但免除本家差役，还免费建牌坊一座。这样，守节妇女可以获名，家属可以获利。在名利交攻之下，能够抵制双重诱惑的还真不多。以前家属为了减轻负担，恨不得守寡的女儿赶快改嫁。现在看到能免除差役，反而巴不得女婿早死，好让女儿成为寡妇。

明统治者不但提倡守节，甚至还要求殉节。为此，皇帝以身作则，宫人殉死流行一时。上行下效，民间殉节之风盛极一时。清代统治者鼓励寡妇守节，但不赞成殉节，要求妇女们在丈夫死后承担起赡养老人、抚育孩子的重任。这样虽没有殉节激动人心，却显得人生更有价值。

古代的学者总是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走的。政府说守节好，学者们马上认识到守节就是好，就是好。早在汉代，班昭作《女诫》，就向妇女灌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等观念。此后荀爽《女诫》、蔡邕《女诫》、《女训》等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唐代还出现了《女孝经》和《女论语》，对于妇女守节均有提倡。有的学者还身体力行，倡行禁欲。据记载：有一个教官50续弦，门生们交过贺礼后，迟迟不肯离去。原来这个教官是个道学先生，天天讲的都是诚心正意，清心寡欲。门生们不走，为的是半夜偷窥，看看这个教官行周公之礼时是否还讲道学。到了夜深人静，门生就看见这个教官顶戴袍褂，就像上朝一样进了洞房。老先生先将蜡烛置于桌上，然后恭恭敬敬地将新娘扶坐床上，倒向拜菩萨一样。接着，老先生就不客气了，一把将新娘子的裤子脱了，将其两腿分开，高高举起，两眼盯着人家的阴户，看个不够，嘴里还啧啧赞叹不己。赞毕，老先生又讲开道学了，他后退三步，对着人家的阴户作了三个长辑，口里念念有辞：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老了，“今日不负唐突夫人，而施及下体”，望多多包涵。外面偷听的学生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由于政府的提倡，守节能带来实惠；又由于学者的提倡，守节又能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所以民间也行动起来，纷纷把守节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其中起关键作用是家族，手法则不外乎精神鼓励与物质刺激。精神鼓励如江西《临川孔氏家谱·家规》，就规定“贞节孝义，千古垂芳，族长应加意访问，有年少孀居，不轻出闺门，举动礼法自闲，而能孝敬公姑，教子成人者，公举旌奖。”至于物质刺激，苏州范氏是这样规定的：“寡妇守三年者，本房房长及亲支保明，批给本名一户米，五年以上加一户，十年以上加二户，十五年以上加三户，二十年以上加四户”；“三十岁以内守节至五十岁者，已合国家旌表之列，优加五斗”；“如内有无子孙者，再加一户”；“如本族聘他姓女未成婚而亡，能归本族夫家守节者，给加。”

贞操带

除了表彰先进外，对不守节的妇女则进行打压。比如江苏《晋陵奚氏宗谱·义例志》中，就写着奚姓娶妻，若娶的是二婚，谱中“书侧室某氏”，不把人家当正妻看。光绪《苕溪吴氏家谱》干脆规定：“娶孀妇不书”，根本就不入族谱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妇女死了老公后，“或不能守，其姊妹多耻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彼再嫁者，必加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毋令进宅，至穴墙乞路，趺足蒙头，群儿鼓掌掷瓦石随之”的场面。据说有一个读书人死了妻子，继娶某孀妇，婚后有感于两人身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同是人间不幸人”。他儿子读了后，大为不满，把“幸”改成“义”字，成了“同是天下不义人”，不但谴责不能守贞的继母，同时也埋怨父亲续偶不讲对象，看来二婚就是在家里也不得安生。

由于民间的不断努力，守节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因而也涌现了许多“先进”事迹。比如《元史》这记载了这样一个节妇形象：泽州人周氏，嫁到安西做张兴祖的妻子。在她24岁那年，丈夫死了。她的公婆好心让她改嫁，她却回答说：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死的很早，我的奶奶和妈妈都是著名的节妇。我要是不继承这个优良传统，不但对不起丈夫，而且对不起先人。对不起丈夫，就是不义；对不起先人，就是不孝。不孝不义的事，岂是我辈所为？公婆听了她这一段义正辞严的话，再也不好说改嫁的话了。

最残忍的是未过门，男友就死了，女方守节，这叫做“望门寡”。清代学者方苞写过一篇《康列女传》，康烈女是个商人的女儿，许配给贫家之子张京，还没过门张京就死了，康烈女却以张氏媳自居，上吊自杀殉夫。张家原来是个破落之家，张京的父亲品行又不好，本来人们是看不起他们的，但是由于康烈女这一死，张家马上身价百倍，在京师出了名。

令人费解的夫妻无情也殉，嘉定张树田妻宣氏，丈夫一贯对她粗暴无礼，张死后，宣氏欲身殉。有人以夫不贤为由劝阻她，宣氏叹曰：“予知尽妇道而已，安论夫之贤不贤？”终于缢死。

实际上，寡妇殉节，一死了之，倒也简单省事。最难的还是守节，因为这意味着承受极大的生理、生活等压力。以生理而言，按照清朝政府的旌表规定，虚岁３0是一个断限，在此以后居孀者，便不在旌表之列。依着这个原则，妇女守节时不过初涉人世，还没有来及享受青春甜蜜，便由花季到了雨季，为求旌表，寂寞一生，可谓残忍之极。有一则故事就讲到妇人守节之苦：赵蓉江科举未第时，曾在东城陆家做家庭教师。这家的主妇刚刚失去丈夫，儿子只有七岁。一天晚上，赵蓉江正秉烛读书，就听到敲门声。开门后发现是女主人。女主人进门后，只是笑，就是不说话。这事要放在一般人身上，肯定明白女主人的意思。偏偏赵蓉江是个道学先生，丝毫不懂女人的心，于是一再问到底有什么事。最后女主人也豁出去了，直接对赵蓉江说：“先生你久在异乡，孤枕难眠。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圆，如不嫌弃，小女子不揣自荐，遣此良宵。”赵蓉江听后，一本正经地对女主人说：“妇珍名节，士重廉隅，一不小心，你失身，我失节。请你速回，须知人言可畏也！”女主人不愿走，赵蓉江就往外推。女主人又进来，赵蓉江赶紧关门，却将女主人的两个手指给夹住了。女主人大声呼痛，赵蓉江稍微开了一点，女主人急忙逃走了。

回到卧室，女主人躺到床上，忽然感觉惭愧。心想我一个名门寡妇，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丑事？越想越羞，越想越悔。一狠心拔刀将两个指头给剁了。女主人血流满地，当时就痛晕过去了。醒来后，就将两个指头用石灰拌后，存放起来，以此儆示自己，不可再生妄想。

第二天，赵蓉江就辞职回家了。若干年后，儿子中了进士，想到老母守节一生，就向当局申请旌表。不料赵蓉江正是主管领导，儿子每次申请，都被赵蓉江驳回。儿子不解，回家问其母亲。母亲就拿了一个小盒，让儿子交给赵蓉江。并说，让你老师看后，就能审批通过。于是儿子拿了这个盒子，来见赵蓉江。赵蓉江打开一看，见断指两枚，骈卧其中，灰上犹有血斑。这才知道冤枉了人家，当天就签字盖章了。[4]根据这个故事，可知女主人并非寻常农妇，而是有一定家教甚至文化的。夜半叩门，若非情非得己，相信她是做不来这事的，由此可见守节不易。

除了生理上的压力，寡妇在生活上同样不容易。她们不但在经济上困难，有时还会受到族人的欺负，难以自立门户。比如乌程人金顺，是中书汪曾裕的妻子。她19岁嫁到汪家，到27岁就守了寡。再过了一年，婆婆也死了，留下6岁孤儿和一个年迈的公公。族人们见她单弱可欺，竟要将她的儿子谋害了，好继承家产。金氏为保住儿子性命，不得不将他放到楼上，卸掉梯子，以免族人偷袭。每次吃饭，她都要先尝，然后再让儿子吃，惟恐族人下毒。由于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不到两年，金氏就因心力交瘁而死。

实际上，寡妇难当，不限于这些。在长期的实践中，有些人开始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提出质疑。万历时吕坤指责礼教对于男女的双重标准：圣人制礼，对于妇女守贞无限上纲，对于男人纵欲却听之任之，可见圣人是不公平的。[5]归有光对望门寡提出了质疑，他在《贞女论》中指出，女子未嫁而守节、殉死，是严重的悖礼不当行为。因为按照儒家经典，女子未嫁从父，不应从未婚之夫。而且未嫁守贞，“是乖阴阳之气，而伤天地之和也。”清初朴学大师毛奇龄以过考证指出，女子未婚守节为非礼。钱泳则认为寡妇再嫁与否，要看家庭经济状况而定，对于那些年轻贫穷、无子无女的孀妇来说，劝令改嫁，实在是保全她们名节的最好方法。[6]

不但部分学者反对守节，就是民间也有种种势力，出于各自利益，对寡妇守节提出挑战。有的是族人觊觎家产，强迫寡妇改嫁的。按照法律规定，寡妇的继承权是随改嫁与否而定的。如果寡妇守节，她就有当然的继承权；如果寡妇改嫁，只能净身而出，家产由子嗣继承。如夫家无子嗣，族人就有了机会。这时候，守节的寡妇就成了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嫁之而后快。比如有一位巢氏，还没来及生儿子，23岁就守了寡。这时她的族人为了霸占家产，就劝她改嫁。巢氏不同意，刚好大伯若驹有两个儿子，她就收养了其中一个为嗣子。过了不久，若驹就死了；再过一阵，若驹的另一个儿子也死了。这时族人们又蠢蠢欲动，认为两房仅有一子，却继承两家财产，有欠公平，“内外人益欺凌之”，非逼巢氏改嫁不可。

还有的是出于财礼原因。前已言之，古代婚姻属买卖婚，妇女如同商品。丈夫死后，寡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无主资产。让其改嫁实际上等于再卖一次，否则就是资产闲置，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考虑到大部分农民一辈子也无力置一件固定资产，寡妇无疑是一笔潜在的待开发资源。农民是很实际的，单纯的道德说教对他们没多大效果，是改嫁收益大还是守节收益大，他们的小算盘打的精着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实际生活中有关人员对寡妇改嫁非常热心，据甘肃光绪《海城县志》记载，当地妇女一旦成为寡妇，地位立马上升，“夫族家倚若拱璧”。之所以把寡妇当作宝贝看，说穿了就是图的财礼。据说卖价高的能达到一二百两。想想清代中等人家一人一年的消费不过四五两银子，这一二百两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碰到这样的大好机会，谁都想当主持人。你争我抢，有时甚至会出人命案，制造更多的寡妇，同时也创造更大的卖方市场。

实际上，竞争不限于夫族。有时娘家人感觉第一次卖的不划算，这次刚好找价，于是也加入竞卖的行列。但夫家认为娘家已卖过一次了，而夫家付过买价以后，只有再卖才能平衡账目。这样一来，两家互不相让，从而使矛盾复杂化。关于两家争聘的记载，历史上也很多，在永明，寡妇再醮，“夫家、母家争为纳聘”。在贵州清平，“夫亡再醮，夫家、母家争索财礼”。[7]湖南新化有“夫亡再醮，多有夫家母家互争财礼”，乃至发生捆嫁捉掳等暴力行为。在陕西，“妇女新寡，亲属视为奇货，争图改嫁，虽有贞妇矢志守节，男家女家亦不能容，只图多得财礼而不顾终身名节。”

寡妇除了有卖方市场外，也有买方市场。这是因为，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下，条件差的大龄男青年知音难觅。在茫茫人海中，只有寡妇肯屈身下嫁。所以妇女死夫，对很多未婚男青年也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至于二婚头不二婚头的，也考虑不了这么多了。还有些男人出于实用主义而娶寡妇。在陕西宜川县，丧偶的男子不爱少女爱寡妇。原因是少女不善理家，而寡妇则各方面轻车熟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不需培养，即插即用。所以在当地“一有寡妇，居为奇货，索价动逾百金，恬不为怪。”

随着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不断完善，中间人市场也日益发达起来。当然，这个中间人与媒人不一样，俗称“白蚂蚁”。他们不必征求寡妇意见，只要有买主，谈好价钱就成交。如果寡妇不同意，他们就会抢婚，俗谓“抢醮”。据《太仓州志》记载，当地的白蚂蚁能量极大，黑白两道都行得通。他们只要发现哪家的寡妇长得靓，就私下买通家长，趁着夜深人静将寡妇抢去，转手卖与买主。白蚂蚁对顾客实行三包与否，不得而知。但婚书是有的，而且是通过衙役办理的，保证货真价实。[8]上海川沙的白蚂蚁更厉害，他们见了漂亮寡妇，先是多方挑唆，不行就威胁恐吓，再不行就武力强夺。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寡妇，他们也会对良家妇女下手，逼迫她们改嫁，从而渔利。乡间老百姓“畏之如虎，含冤莫伸。”[9]这时候，白蚂蚁已成了专业谋生的职业，没有改嫁的寡妇就无法生存，所以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没有机会就只好创造机会，由此可见寡妇改嫁，机会多多。

在以上几种改嫁方式中，寡妇都是被动的，决定权在买卖双方或中间人。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寡妇也有主动改嫁的。一种是自嫁，也就是自主决定嫁给别人。按照规定，寡妇自嫁是违法的。比如乾隆初年定例，在寡妇改嫁问题上，应优先让夫家主持，如果夫家没有合适的主持人，再由母家主婚。但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寡妇并无合适的主婚人，这时要想改嫁，也只有自嫁一条路可走了。比如安徽亳州潘氏，与丈夫一同到江宁谋生。丈夫不幸病故，留下三个幼子，无依无靠。经人说合，讲定财礼嫁与江宁六合县人叶图凤，以此给她还债赎当。因潘氏并无亲属主婚，不曾立有文书，这实际就是自嫁。[10]

还有一种情况是坐产招夫，这种情况对寡妇最为有利。一方面，寡妇可以找到共同生活的男人，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另一方面，寡妇并未离家，仍享有夫家财产的继承权。当然，前提是寡妇得有相当家产，否则哪个男人愿当上门女婿呢？即便如此，上门的仍以鳏夫居多。对他们而言，傍个富婆经济实惠，强如保住面子没钱花。由于这个问题想通了，有钱的寡妇特别畅销，坐产招夫十分流行。久而久之，乡间对此习以为常，甚至“族人不以为异姓乱宗，往往赞成之。”[11]同时，法律对坐产招夫也予以肯定，据《清律》乾隆十一年定例：“坐产招夫，听从民便。”只有当引起纠纷，或有伤风化之事而呈禀政府，国家才出面干预。

另外，还存在收继婚现象。哥哥死了，弟娶其嫂；弟弟死了，兄收其弟妹，这也是寡妇再嫁的一种形式。清代收继婚非常流行，各地有不同的叫法，如陕西、鄂西、湖南、四川叫“转房”、湖北又作“就婚”、“续婚”、“挽亲”。鄂北称“伦婚”。山西呼“接交”。四川也叫“嫂就叔”或“叔接嫂”。浙江金华一带呼“插花婚”，临海等地作“接面”，浙南叫“续亲”。闽中有称“接节”的。广西、江西叫“转婚”、“转书”。赣南作“升房”，等等。由于弟娶寡嫂，兄收弟妹，牵涉到伦理关系，所以为政府所禁止，《清律》将其归入“嫁娶违律”一类，照规定是要处以绞刑的。但在具体量刑时，考虑到不同情况，仍有所斟酌。凡“曾向亲族、地保告知成婚者，男女各拟绞监候，秋审入于情实”；“如由父母主令婚配，男女仍拟绞监候，秋审时核其情罪，另行定拟。”之所以作此通融，是因为类似情况，在下层民众中实在太普遍了，所谓法不责众，罚不胜罚，实际上处于民不告、官不究状态。

由于寡妇再嫁在客观上有必要性，因而再嫁现象从来没有绝迹，这种社会需求与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整个社会对再嫁嗤之以鼻，一方面寡妇再嫁者屡见不鲜，出现了“妇不耻廉，名节甚轻”，“鲜有从一而终者”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明清时期对民间妇女再嫁总体上持反对态度，但国家法律从来没有禁止民间寡妇再嫁。